【广合探讨】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件中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路径初探 ——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比较


广合

探讨


交通事故致人死亡案件中

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路径初探

——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比较


探讨人:马骁龙



一、问题的提出:实体请求权与刑事程序限制的规范抵牾

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但不构成犯罪时,近亲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第1183条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几乎不存在原则性障碍。争议发生在驾驶人的行为同时构成犯罪之后。现行法存在两条不同的请求权路径:

第一条路径来自民法。《民法典》第187条规定,承担行政责任或者刑事责任不影响民事责任;第1183条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也明确将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同时纳入生命、身体、健康侵权的赔偿范围。

第二条路径来自刑事程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第二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如果止步于此,似乎应当得出交通事故一旦构成犯罪,精神损害原则上即被排除的结论。但《刑诉法解释》第192条第3款又规定:“驾驶机动车致人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确定赔偿责任。”该规范引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所称“人身死亡”,又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道交解释》)解释为包括《民法典》第1179条和第1183条规定的损害;该解释第十三条规定,被侵权人或者近亲属请求交强险保险人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法院应予支持。

问题由此产生:《民法典》规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体系、《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的一般限制,与第192条第3款引致的机动车特别赔偿规则,究竟如何协调?


二、《民法典》确认的精神损害赔偿实体请求权,与《刑诉法解释》对该请求权司法实现的限制之间存在规范冲突。


民事实体法要求侵权人承担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责任,刑事责任亦不影响民事责任;刑事程序规范却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排除于精神损害赔偿主体之外,由此造成法律规范的逻辑冲突和司法不公。《刑诉法解释》第192条第3款引致《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后,机动车犯罪的赔偿范围原则上应包括死亡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这一结果却又与《刑诉法解释》关于精神损害“一般不予受理”的规则冲突。

混乱的制度产生了法律评价的倒错:同样一起驾驶机动车侵权行为,行为较轻、尚未构成犯罪时,受害人可以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行为更严重、达到犯罪程度后,反而可能失去该项救济。受害人所受伤害越大却越难获得赔偿救济,实属悖论。

张新宝教授对《刑诉法解释》相关规定持批评态度,他认为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属于不同法律责任,《民法总则》第187条已经确认二者互不排斥,因此刑事侵权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同样应当赔偿;刑诉司法解释完全排斥犯罪精神损害,与民事实体法的基本精神不符,应当修改。段厚省教授则从制度目的解释这种矛盾。他认为,刑附民制度创设之初具有降低诉讼成本、兼顾被害人救济的现实合理性;但随着民法和民诉制度完善,其功能逐步“刑事化”,越来越服务于刑事诉讼效率、刑民裁判统一等公法目标,而非完整实现被害人的私法权利。他据此批评,以刑罚已经给予精神抚慰、可能形成“空判”等理由否定精神损害,本质上是以公权目的吸收私权:刑罚主要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精神损害赔偿解决的是个人损害填补,二者不能相互替代1。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马燕援引曾世雄教授的区分也颇具解释力:刑事责任重在处罚犯罪、预防犯罪、保障社会安宁;损害赔偿则着重于修复被破坏的利益均衡。刑罚即使客观上使被害人获得某种心理慰藉,也不能因此消灭民事上的精神损害2。

从实体法理论看,这些批评相当有力。《刑诉法解释》第175条第二款将原来的“不予受理”改为“一般不予受理”,说明最高法院并未把精神损害排除设计为不可突破的绝对命题。段厚省教授据此认为,“一般”已经为个案例外留下空间。现司法实践也初步对个案例外进行了探索,经笔者检索,相关例外情形目前主要集中于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而在交通事故致死亡案件中原告若直接向加害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几乎因精神损害“不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而明确表示不支持3。


三、规范冲突下的实然出口:交强险的特别赔付机制

理论争议长期存在,但交通事故案件与普通故意伤害、故意杀人案件最大区别,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特别规定了交强险责任。交强险并非单纯的保险公司代偿犯罪人责任,还具有独立的社会风险分散和受害人最低保障的功能。

《道交解释》不仅把精神损害纳入人身死亡的保护对象,还明确赋予被害人可以要求交强险保险人优先赔偿精神损害的权利。即便驾驶人无驾驶证、醉酒甚至故意制造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对第三人人身损害仍应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偿,只是在赔偿后取得对侵权人的追偿权。这使得“行为构成犯罪”与“第三人是否获得交强险保障”得以从请求权路径上分离。马燕法官据此论证,保险公司不是刑事被告人,不能简单以刑诉司法解释限制犯罪人精神损害赔偿为由免责;其承担的是独立的保险责任。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早在2011年7月21日即通过《关于当前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指导意见》第6条认为:“机动车驾驶人因交通事故被追究刑事责任,受害人请求交强险保险人或者其他相关责任主体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应予支持。”人民法院报刊载的实务研究也明确持这一立场:交强险采用的是基本保障模式,在责任限额内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与驾驶人的侵权责任具有一定程度的分离,因此驾驶人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不应影响保险人赔付精神损害4。优先赔偿精神损害赋予赔偿权利人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部选择损失项目清偿顺序的权利,并不增加交强险责任限额。


四、规范趋同与裁判分流

(一)规范趋同:两种程序的实体判赔依据原则上趋同

《刑诉法解释》第175条明确包含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第200条则进一步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没有提刑附民而另行民诉的,法院作出判决时仍应根据第192条第二款、第三款处理。因此形成殊途同归的程序,最终适用的均系同一规范。

最高法对《刑诉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认为,如果另诉能够取得刑附民无法取得的精神损害赔偿,大量被害人就会放弃提起刑附民,刑附民制度将被架空、虚置;同时还会产生重复诉讼和刑事判决后赔偿难以执行的空判问题。段厚省教授对此也作了相同的制度梳理,最高院限制独立诉讼,正是为了避免刑附民规则失去实际意义、出现一事两诉和大量空判。

因此,在制定法层面,刑附民和单独另诉都可以处理死亡赔偿金、丧葬费、保险责任以及其他相应民事责任主体;刑附民也可以依据《刑诉法解释》第180条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其他单位、个人列入诉讼。真正制定法上程序差别更多在于诉讼费、审判组织、诉讼进程以及民事部分不得过度拖延刑事案件等制度安排。


(二)裁判分流:审判实践中,无论刑附民还是在单独另诉,均存在完全相左的判决观点。

江苏法院于2020年一项针对68件公开案件的检索观察到,32件中院二审案件中有29件支持精神损害赔偿,支持率为90.62%;36件省级高院再审案件中则只有15件支持,反映出高院层面仍存在明显保守立场5。笔者也对近十年相关案例进行检索,发现无论刑附民还是单独另诉,均存在完全相左的判决观点。

1、在刑附民中提出在交强险范围内优先受偿精神损害赔偿,存在不同观点。在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2017)宁0105刑初27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被害人的代理人明确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内优先赔偿精神损害10万元,但法院认定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在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1)津01刑终288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中,上诉人请求精神损害并主张交强险内优先赔付,二审法院认定精神抚慰金不属刑附民审查范围。在湖南省绥宁县人民法院(2017)湘0527刑初14号判决中,法院精神损害抚慰金列入死亡伤残赔偿限额项目。由于总额超过当时11万元限额,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死亡伤残限额内赔11万元。在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2024)黔0622刑初19号判决中,法院认为“本案交通事故造成被害人死亡,给近亲属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原告请求精神抚慰金4万元符合法律规定,予以支持;保险公司提出应按3万元计算的抗辩不能成立”,精神抚慰金计入“经济损失”,判定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经济损失。

2、近年来,实践中单独另诉案件支持保险公司在交强险限额内赔偿精神抚慰金的裁判已经越来越多,但仍有完全相左的判决观点。以下节选部分案例:

本文从公开裁判样本中观察到一种值得进一步验证的审判心理效应:在存在规范竞合时,刑事附带民事裁判更容易以《刑诉法解释》第175条作为规范起点,而独立机动车民事裁判则更常从《民法典》第1183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及交强险规则展开论证。但在刑民规范冲突未充分协调的背景下,结合我国过往刑事优先的政策倾向,同案同判在逻辑上仍缺乏实质基础。


五、结语

其一,《民法典》第187条、第1183条与《刑诉法解释》第175条之间确实存在实体权利保护与刑事司法政策之间的规范冲突;机动车案件又因第192条第3款的引致条文而使这种冲突更加明显。

其二,《刑诉法解释》第192条第3款通过《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把机动车犯罪带入完整的道交损害赔偿体系,而精神损害已经被明确纳入“人身死亡”;交强险优先赔偿精神损害,因而成为目前最具规范基础、也最符合司法实践趋势的解决方案。

其三,从现行规范设计看,对于同一机动车犯罪侵权,《刑诉法解释》第200条使刑附民与另行民诉的实体判赔依据趋同,因此原则上不应仅因程序选择而产生不同的实体赔偿权利;但在精神损害这一特殊问题上,由于第175条与第192条第3款所引致的机动车特别规则存在规范竞合,司法实践尚未统一。





1.段厚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拒斥精神损害赔偿的立场批判与制度重构》,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12期

2.马燕:《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研究——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精神损害赔偿司法实践的反思》,载《法律科学》2017年第2期

3.可参考案例:(2023)鄂10民终1241号、(2023)辽0682刑初19号、(2023)鲁1526刑初251号、(2021)津0115刑初634号、(2021)陕0921刑初4号

4.顾杰、刘干,《构成交通肇事罪不影响交强险的精神损害赔偿》,载《人民法院报》

5.刘罗成,《被害人家属是否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以一民刑交叉的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为视角》,载江苏法院网,202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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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骁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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